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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中外对话 | 全球经济拉响衰退警报 谁最受伤?******

  中新社北京7月23日电 题:全球经济拉响衰退警报 谁最受伤?

  中新社记者 庞无忌

  “屋漏偏逢连夜雨”。这是近期全球经济的真实写照。

  一边是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爆表”的通胀数据。6月美国CPI同比上涨9.1%,创40年来新高。欧元区6月CPI同比也创纪录地增长8.6%。各国央行被迫大幅收紧货币政策以对抗通胀。另一边,全球的粮食、能源、财政、气候等多重危机叠加,部分国家民众生计遭遇威胁。

  全球经济怎么了?我们是否正在陷入衰退?就此,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副教务长芮博澜(Bala Ramasamy),欧洲知名电子元器件制造商普莱默(Premo)公司首席财务官费尔南多·戈麦斯(Fernando Gomez),与中新社经济部主任魏晞展开对话。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现场。翟璐 摄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现场。翟璐 摄

  芮博澜认为,全球经济正走向衰退,这段糟糕的时期可能会持续12-18个月。能源等资源对外依存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所受到的冲击或最大。为了降低经济衰退带来的影响,各国政府需要协作起来,共同采取行动。

  戈麦斯表示,经济衰退的“症状”在夏季之后的几个季度里会显现出来。对于中国,他认为,尽管也会受到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没有国家能够幸免,但中国政府会坚决、果断地采取行动,中国将比其他国家更快更早地从全球衰退的影响中恢复过来。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不公平的危机”

  魏晞:最近联合国发出警告称,我们正面临数十年未见的生活成本危机,包括粮食、能源和金融等多个方面,全球经济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芮博澜:现在全球可以说是危机重重。新冠疫情带来的后果是生活成本危机,由于供应链中断,商品的需求和供应之间出现了错位。今年2月爆发的乌克兰危机,又让本已出现瓶颈的供应链雪上加霜,特别是在能源和食品市场上。这种生活成本危机,事实上是发生在不公平基础上的危机——是中低收入国家的危机,而不是富裕国家的危机。富裕国家有能力支付更高的食品、能源等价格,但是中低收入国家却难以为继。最终的结果将是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当前挑战还会进一步恶化已经存在的问题,如:收入不平等、贫困、政治和社会不稳定等。

  戈麦斯:以欧洲市场来说,受新冠疫情影响,欧洲已经遭遇了超一年的经济停滞。许多经济领域都关闭了,亚洲与欧洲间的物流运输以及一些制造业领域都遭遇瓶颈。这种供应链受阻,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制造业的价格和成本,这些成本最终传导到其他的经济领域,加剧了通胀和对通胀的预期。

  “创纪录的通胀”

  魏晞:6月份欧元区CPI同比上涨8.6%,再创历史新高,这对欧洲民众的生活有什么影响?您有感受到通胀的压力吗?

  戈麦斯:通货膨胀已经对欧洲企业和普通民众产生了很大影响。首先是供应链的投入成本上升。随着物价上涨,人们会对薪水上涨有更高的期望,以期补偿部分失去的购买力,但这对企业的结构成本造成了压力。其次是消费者的购买力下降,人们对投资和耐用品的支出下降,这又反过来影响企业的经营。

  芮博澜:从根本上说,通胀发生是因为需求和供应之间存在缺口和滞后,供应无法跟上需求。这种缺口、滞后不断加大,商品价格自然上升。

资料图资料图

  “美欧等激进加息,让发展中国家跟着遭殃”

  魏晞:今年以来,美联储已加息3次,欧元区也开启了11年来的首次加息,这对控制通胀、降低生活成本有帮助吗?

  芮博澜:我们没有很多工具来控制通胀,其中,加息是最常见的一种处理方式。但问题是:是不是太晚了?因为高通胀的危险其实从2021年年中就已经存在了。现在全球的通货膨胀率已处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于是美联储、欧央行在货币市场上采取了激进的(加息)举措。

  但这可能会加剧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通胀。在发展中国家,通货膨胀的一部分是预期性通胀。但另一个更大的问题在于货币贬值。当美国提高利率时,资金会流出发展中国家,从而带来发展中国家本币贬值,进口就会变得更加昂贵。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不仅要承受因供需缺口而产生的通货膨胀,还要承受进口型通胀压力。

  而且不幸的是,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太多的手段来处理通货膨胀,只能被动跟随加息。付出的代价是,它可能导致严重的经济下滑。

  “欧元贬值可能加剧通胀”

  魏晞:戈麦斯先生,人们还担心利率上升会导致欧元急剧下跌。近期欧元对美元跌至20年来的最低点。你会担心欧元贬值影响到公司在欧洲的业务吗?

  戈麦斯:欧元贬值让企业经营者和欧洲央行都措手不及。从理论上讲,欧元贬值对欧洲出口商是利好,他们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将更具竞争力。但只要我们购买非欧元计价的商品,欧元贬值就会增加进口型通胀压力,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天然气和石油。因此,欧元贬值会让欧洲的通胀状况变得更糟。

  我的观点是,目前市场的变化已经超过了欧洲中央银行反应的速度。因此,货币政策是落后的。但即使欧央行提高利率,欧元对美元的汇率也不太可能会回到之前1.15、1.20的水平。而且,在一个高通胀的国家,汇率是多少并不重要,因为货币正在贬值。

  坦率地说,我不认为他们还有什么“牌”可打。最有可能出现的是情况恶化,欧洲在未来几个季度出现经济衰退。

  “全球经济正在走向衰退”

  魏晞:全球经济是否正走向衰退?持续时间会有多长?

  芮博澜:我相信我们将进入经济衰退,因为通过加息控制通胀是一把“双刃剑”。不过,当我们谈论这些糟糕情况时,必须记住它们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如果情况糟糕的话,可能持续12至18个月。如果看过去50-60年发生的危机,平均来说,糟糕的时期大约会维持一年。

  戈麦斯:我认为,我们将在夏季之后的几个季度里看到经济衰退的开始。经济衰退有一些负面含义,比如:高失业率、商业领域的损失、人们遭受痛苦等。但它最终是一种平衡。我们已经看到商品价格在6月份开始急剧下降。

  魏晞:如何应对全球衰退?哪些国家最危险?

  芮博澜: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如通货膨胀等是全球性的,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全球性的解决方案。如果各国能够走到一起,试图共同找到一个解决方案,并在所有国家实施,将有助于解决问题,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各国的情况不尽相同,但没有人可以逃避现在全球面临的问题。目前一个大问题是能源价格飙升,对于拥有自然资源的国家,或能更好地承受经济衰退。而依赖能源等资源进口的发展中国家则处境更为艰难,比如斯里兰卡。

  “中国经济有望更快恢复”

  魏晞:您对中国之后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什么看法?

  戈麦斯:我在中国生活了6年,对中国社会、经济有一些认识。首先是韧性。我已经看到中国经济非常快地从过去的几波疫情中恢复。中国经济的韧性是我们在其他许多地方看不到的。我对中国经济的预期是,尽管仍将遭受这场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没有国家能够幸免,但我很确定中国政府会非常果断、坚决地采取行动。事实上,其中一些强有力的举措已经到位了。中国将比其他国家更快更早地从全球衰退的影响中恢复过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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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春节后离婚的人们******

  “不留遗憾,我们吃完年夜饭再离婚”

  选择春节后离婚的人们

  年后扎堆离婚?多地民政局离婚办理处大排“长龙”?近期,多个网络流传视频内容显示,部分地区的民政局离婚登记处在春节后“爆火”,甚至有传言称一些地区离婚队伍排到了民政局门口。

  目前,上述部分视频已得到官方辟谣。记者也向多地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了解到,因过年期间不办理业务,一些地区年后离婚办理人数的确有所上升,但并未大排“长龙”,还有一些地区则回复称,并未出现上升现象,甚至结婚人数比离婚人数更多……

  离婚率在近20年内逐步攀升早已不是新鲜事,记者梳理发现,从2003年到2019年,我国全国粗离婚率(年度离婚数与总人口之比,通常以千分率表示)陡然上升,离婚登记对数在此期间翻了近4倍。尽管,选择年后离婚并非真的形成潮流,但在年后办理离婚的队伍里,一些人坦言,之所以专门预约年后离婚,就是为了和孩子、双边父母吃一顿年夜饭,不留下最后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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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后出现离婚潮了吗?

  多地民政局回应:

  离婚人数并未陡增

  1月28日,网上流传安徽阜阳一男子发布视频,显示阜阳颖上县民政局内仅有两对新人结婚,而离婚队伍却排到了民政局门外。一时间,年后扎堆离婚的话题在网络引发热议。

  但很快,颍上县民政局就在1月30日对外发布了辟谣声明,称短视频内容为谣言。声明中解释,该视频所拍摄内容均位于一楼结婚登记窗口,排队人员均为办理结婚登记的群众,而离婚登记窗口在二楼,该信息视频系偷梁换柱、混淆视听。

  无独有偶,另一位网友也在近期发布了江西上饶鄱阳县民政局离婚室门口排长队的视频。据此,江西上饶市民政局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视频中的具体情况正在核实中,但从市民政局婚姻登记数据来看,离婚业务量与年前相比没有太大的差别。

  年后离婚高峰期是否真实?记者向多地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了解了相关情况。总体来看,多个民政局工作人员都表示:“年后办理结婚和离婚的人数的确有所增加,但总体仍处在平稳期。”

  1月31日,济南市某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以当天上午的工作时间来看,申请办理离婚业务的人数为5对,办理结婚业务的人数为3对。处于正常状态,并没有所谓结婚、离婚高峰期。”

  然而,扬州市民吴女士告诉记者:“我在年后第3天办理了离婚手续,的确有排队,但没有大排‘长龙’。”吴女士表示,自己并非特意选择在年后离婚,只是年前的预约日期、人数已满,恰好预约到了年后第三天。

  吴女士告诉记者,她当天上午10点左右她来到当地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排队时间也并未超过1小时。“有排队可能是因为过年期间不办理业务,所以都放到年后来办理,人数自然有所增加。”

  杭州市某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的接线员也给出了同样的回答。“虽然还没有近期详细统计数据,但年后无论办理离婚还是结婚的数量,一般都会有所上升。”该接线员解释,这是因为过年期间民政局不办理业务,因此导致结婚和离婚申请积压。这是正常现象,并没有明显陡增,依旧处于平稳期。

  此外,记者还致电北京市海淀区、天津市和平区等多个婚姻登记处,上述地区工作人员均表示,节后办理离婚的人没有明显增多。其中,河南郑州市民政局则提出,年后民政局办理离婚的申请没有剧增,反而来办结婚的人数增加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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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姻服务业从业者:

  回谁家过年、家务如何分担等

  成年后离婚推手

  尽管吴女士在年后办理离婚属于巧合。但也有人为了吃上最后一顿团圆饭,才故意选择了年后办理离婚手续。

  “我们本来商量好了在2022年的12月末离婚,但是想带着孩子在两边吃上最后一顿团年饭,所以我们还是把离婚的日子敲定在了年后。”

  现年39岁的梁女士,1月31日下午在无锡当地办理了离婚手续。她告诉记者,自己当天上午就办理完结,也没有大排长队。但讲起自己的离婚经过,梁女士还是有些哽咽。

  结婚近10年的梁女士和前夫育有一个女儿:“虽然孩子只有6岁,但她已经知道离婚的意义,表现得很难过。”尽管孩子最终由梁女士抚养,但女儿对爸爸的不舍梁女士也看在眼里。为了弥补孩子的这份缺失以及向双边父母当面解释,梁女士最终与前夫商定,将离婚日子选在年后。

  过年期间,梁女士和前夫带着女儿在婆家和娘家分别吃了团年饭,并向双边的父母表达了感谢。在梁女士看来:“我们夫妻走向离婚并没有深仇大恨,只是观念不和。”而这最后的团年饭,也是梁女士不愿为自己和家人在留下遗憾。

  “实际上,过年期间就咨询离婚、年后办理离婚的人的确会有所增加。”一家婚姻挽救和服务中心的负责人黄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其公司成立的近3年里,他能明显感觉到,每年岁末年初,都是公司业务量比较大的时候。

  据黄先生介绍,他所经营的婚姻挽救和服务中心,其中一些业务就是帮助夫妻重塑婚姻,解决婚姻中遇到的各类问题。“从我们遇到的案例来看,过年期间出问题,尤其是涉及到在谁家过年、过年时和长辈相处遇阻,分担春节期间的家务等等,都能成为婚姻走向破裂的推手。”

  在黄先生的记忆里,曾经就有一位男士提出,因年后想带妻子回村里的婆家过年,过年期间妻子又承担大量家务,最后妻子才有了离婚想法。据黄先生介绍,该男子因自己老家的习俗,已多次带妻子回婆家过大年三十,直到大年初二才能回娘家。而这也造成妻子多年的不满。此外,过年期间家里的家宴也都由妻子和婆婆负责,长期下来,妻子有了怨言。

  在黄先生的劝和下,该男子的婚姻最终没有破裂。但也有一些夫妻因春节的各项繁杂事物,最终也没能走到一起,即便经过了离婚冷静期,最后还是选择了在过年后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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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学专家:

  避免冲动离婚

  需将相关社会服务制度化

  离婚率的攀升早已不是新鲜话题。自2003年开始,我国离婚率便开始走入上升通道。记者梳理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近10年来粗离婚率数据发现,从2003年到2019年,全国离婚率有了明显攀升,但自2020年后,离婚率却有明显下降。

  历年统计结果显示,2003年全国离婚登记达到133万对,粗离婚率为1.05‰,此后一直呈上升趋势;到2016年离婚登记升至415.82万对,全国粗离婚率首次到了3.00‰以上;直到2019年,离婚登记达到470.06万对,全国粗离婚率升至3.36‰,成为近10年来离婚峰值。

  从2003年到2019年,这16年里为何我国离婚率连续走高?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教授文军告诉记者,这背后主要有几个方面原因。

  其一,从宏观方面来说,由于社会变迁和转型节奏加快,对传统意上的夫妻分工和家庭结构形成冲击,越来越多女性走上工作岗位,社会地位提升,经济从属性降低,带来的家庭稳定性也随即打破,在一定程度上抬高了离婚的可能性;

  其二,从微观方面来说,社会进步带来的人们思想解放,对传统婚姻的理解发生变化,不再认为离婚是不好的行为,也让更多人敢于追求个人幸福,向低质量的婚姻说不,因此增加了离婚的可能性。

  在文军看来,离婚率走高的背后,也反映出了我国社会组织、人际关系互助网络建设以及社区公共服务水平不足的症结。“尤其是年轻人的冲动离婚,我们除了行政手段干预外,目前仍旧缺乏有效的社会服务来化解,社会组织提供的优秀解决办法乃至情感咨询和疏导仍旧不足。

  不过,记者也注意到,2019年后,我国离婚率逐渐走上了下坡路。到2020年,离婚登记从超470万对降至433.9万对,粗离婚率回落至3.09‰;2021年则降至283.93万对,粗离婚率下降到2.01‰。

  对此,在文军看来,2019年后离婚数据回落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我国离婚率上升16年后回落,说明已经达到来峰值,开始向平稳状态过渡。”此外,文军表示,离婚冷静期的设置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这几年离婚率下降提供了“土壤”。

  在文军看来,要想避免类似年后冲动离婚的现象出现,各地社会化服务应该跟上,并逐步将社区情感动员工作、婚姻咨询工作、社区调节工作,心理情感建设工作等纳入制度化建设。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杨雨奇 吴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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