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架空置、购物卡消费受限，家乐福出了啥问题？******
【商业风云录】货架空置、购物卡消费受限，家乐福出了啥问题？
中新网1月10日电(中新财经记者 谢艺观)“去超市购物，发现很多商品都不能使用购物卡结算了。”近日，多地居民反映，家乐福购物卡消费受限，部分货架出现空置现象。家乐福方面9日回应中新财经记者，公司正通过积极协调，多举措优化商品供应链效率，给消费者更丰富的商品选择。
作为曾经的零售界“黄埔军校”，家乐福最近怎么了？
部分门店购物卡使用受限 有消费者存数千元
“怕过两天(超市)就关门了，赶紧过来使用购物卡。”
9日，一位消费者在北京海淀区的某家乐福超市见到记者时说，因为着急要花掉购物卡余额，他要尽量选择可使用购物卡结账的商品，一圈逛下来，购物车里才积累了一百多元的商品。
图为某酸奶饮品因可使用购物卡结账所剩无几。 中新财经记者 谢艺观 摄和这位消费者一样，当天，不少顾客都在超市货架中穿梭，寻找能使用购物卡的商品，一旦发现，就把商品放进购物车里……
记者注意到，虽然该超市只有少数货架出现空置或货量紧张的情况，但很多商品都贴上了写有“购物卡系统升级中，暂不支持购物卡结算，其他结算方式正常购买”的标签，这让不少消费者苦恼。
“我这(购物)卡里还有6000多块钱，该咋花出去？”一位消费者无奈感慨。
在该家乐福超市里，很多商品都贴上了不支持购物卡结算的标签。 中新财经记者 谢艺观 摄而当记者询问该超市工作人员时，得到的回复是“从5日开始就已经出现这种情况，北京其他家乐福超市也是这样，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恢复。”
如果不能把卡内余额花完，能不能把购物卡退了？
记者就此咨询家乐福购物卡服务人员，对方表示，“现在不能退卡，如果超市关门估计可以退。”
图为家乐福超市结账区，不少人在排队。中新财经记者 谢艺观 摄不只是北京，据媒体报道，近日，沈阳、昆明、无锡等地家乐福门店也出现购物卡消费受限现象，比如规定订单满100元可用购物卡结算15元。有些地区门店货品也空了很多，商品还出现涨价情况。面对这些现象，多地相关部门也开始介入调查或约谈家乐福相关负责人。
家乐福回应
对于部分门店货架空置，家乐福方面9日回应中新财经记者，公司正通过积极协调，多举措优化商品供应链效率，给消费者更丰富的商品选择。
对于“关门”传言，家乐福方面也回应称，公司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请广大消费者不信谣、不传谣，理性消费。
另外，北京家乐福相关负责人也向媒体表示，不会退出北京市场。此前，昆明、沈阳、无锡等地家乐福均表态称，不会退出当地市场。
在家乐福超市，有顾客在寻找能使用购物卡的商品。 中新财经记者 谢艺观 摄家乐福的回应虽给人们服下一颗“定心丸”，但近年来家乐福门店数量减少，却是不争的事实。
2019年，苏宁以48亿元收购了家乐福中国80%股份。苏宁易购财报显示，2022年前三季度，家乐福无新开门店，门店数量从2021年底的205家减少到9月末的151家，闭店数量达到54家。2021年，家乐福也仅新开3家门店，却关闭了26家门店。
苏宁易购在2022年三季报中也提到，当前公司仍处于净利润亏损状态，其中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家乐福业务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带来规模下降较快，较高的固定租金成本难以分摊。公司在三季度已全面开展家乐福业务调整，包括关闭部分区域门店，聚焦优势城市经营，提升规模效益。
业务不佳、频繁关店的同时，外界亦怀疑家乐福供应链出现问题。
据北京商报报道，2022年以来，家乐福被供应商追收货款的事件频繁被曝光。此前，西南地区供应商透露，2022年下半年起，家乐福超市频繁拖欠货款。据悉，在这位供应商暂时中止与家乐福合作时，家乐福欠该供应商的未结货款金额约240多万元。
曾经的零售界“黄埔军校”为何遭遇窘境？
如今身陷窘境的家乐福，当年可谓无限风光。
2006年，家乐福中国门店数就已突破100家，成外资零售超市中门店数量最多的一家。其以“合资”形式将“大卖场”业态引入中国，实现农超对接等模式，也让家乐福成为行业的标杆，还曾被誉为零售界的“黄埔军校”。
但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家乐福渐渐失去强势地位。2009年，家乐福在国内市场的销售额被大润发超过；2010年，家乐福在华门店数被沃尔玛反超。2012年至2017年，家乐福中国大陆地区的销售额从55.83亿欧元下降至46.19亿欧元，降幅17.27%。
2018年，家乐福中国账面净资产为负。对此家乐福中国解释为，近年来线下零售业态受到互联网的冲击，虽然积极应对，但仍带来了阶段性的经营亏损。
资料图：市民在武汉市汉阳区家乐福超市购物。王方 摄若放眼整个行业，家乐福的境遇并非个例。近年来，麦德龙中国、乐购等主打大卖场的连锁超市接连“卖身”。与此同时，各地大卖场也屡屡传出关店消息。
“受社区团购冲击，超市业态到了生死存亡的至暗时刻。”步步高董事长王填2021年4月份在某行业会议上的一番话，让人担忧起超市的未来。
在零售专家胡春才看来，随着国民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需求出现新的变化，线下超市也需要变革，从原来的“卖商品”到现在的“卖生活”，给中国人提供新的生活解决方案。
据苏宁易购透露，在对家乐福进行业务调整时，会加大家乐福门店的电器3C业务融入，借助大卖场人流优势，提升盈利较强家电业务收入，分摊固定成本；此外，家乐福自身也加快商品结构调整，本地电商与社群电商运营，加快适应市场变化，实现规模环比改善。
现在家乐福这个老牌零售巨头正努力做出改变。面对“购物卡使用受限”风波，家乐福的消费者们也希望，超市能尽快恢复正常。(完)
东西问·中外对话 |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刘亮 当前，全球极端天气现象频发，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新报告显示采取气候行动刻不容缓；新冠疫情冲击更加大了中低收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难度。面对日趋紧迫的气候变化问题，全球气候治理如何破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何增信释疑，更好地携手合作？为什么说“双碳目标”的提出进一步彰显了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中国担当？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近日邀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与中新社记者刘亮就全球气候治理相关话题展开对话。  图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本人供图尼古拉斯·斯特恩是“从经济学角度看气候变化”的第一人，被誉为“气候经济学之父”。 斯特恩指出，新冠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人类所面临的风险。为更好应对气候变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加大合作和行动力度。同时，发达国家要尽快兑现其在气候资金上的承诺。 谈及近年来中国的气候治理行动，斯特恩认为，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双碳”目标的提出则让中国迎来进一步展现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刘亮：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基石。在您看来，各缔约方在气候治理问题上遵循这一原则的重要性何在？ 斯特恩：针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明确指出，发达国家应该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因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它们对很大一部分的温室气体累积排放负有历史责任，并且也有资金可用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我们应该意识到，要实现净零排放并防止全球进一步变暖，所有国家——无论富裕还是贫穷，都需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需要注意的是，所有国家都将从可持续、有包容性和有弹性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受益。尽管在最初的框架中，绿色发展被视为一种成本更昂贵的发展模式，但如今，情况已明显有所改善。 刘亮：气候资金是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硬骨头”。此前，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但目前距第一笔气候资金仍有较大缺口。您如何看待这一情况？如何更好地完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气候资金供资机制？ 斯特恩：富裕国家未能履行到2020年对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支持增加到1000亿美元的集体承诺，这是一种背信行为，应尽快纠正。加拿大和德国政府在COP26(《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简称COP)之前制定的交付计划表明，1000亿美元的目标应在2022年或2023年实现。但同样重要的是，较富裕国家当下应与较贫穷国家合作，大幅提升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投资水平。要做到这点，各方需要更进一步关注融资的组成结构，为投资创造环境，这些将有助于推动发达国家在未来几年更好地兑现其承诺。 刘亮：《巴黎协定》要求建立国家自定贡献(INDC)机制。但目前弥合INDC与温控目标之间的差距仍是谈判的难点。INDC会否动摇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基石？在您看来，如何更好地弥合二者间的差距？ 斯特恩：《巴黎协定》承诺，所有国家共同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努力将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并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全球净零排放。同时，科学研究也表明，将温控目标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对气候问题很关键。但目前的“国家自主贡献”与这些目标并不一致，所有国家需要共同努力，进一步彰显承诺的雄心。 刘亮：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全球气候治理问题取得里程碑式的突破。在此过程中，中国也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在您看来，中国过去和现在在气候治理问题上的表现有何不同？这种身份的转变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尤其在过去几年，中国作出不少承诺。如承诺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并停止为其他国家的燃煤发电站提供资金等。与此同时，中国的作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起到的榜样作用也至关重要。 当前，中国迎来了进一步展现自己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如果中国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这将使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变得更容易，也将给中国和世界都带来好处。
刘亮：随着中国“双碳”目标的提出，外界有声音担心地方为了降能耗采取限产等激进措施，进而影响经济稳定增长。对此您如何看？ 斯特恩：“双碳”目标的提出有助于中国实现可持续、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增长。 低碳发展和经济发展并不矛盾。追求低碳目标可以以更强、更好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然而，向零碳和气候适应型经济的转型确实需要妥善的管理，确保在转型过程中，要较为公平地处理富人和穷人之间，消费者、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例如，高碳企业的工人需要接受再培训，并重新分配到新的机构或单位工作等。 能源转型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和增长，并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和就业机会。同时，清洁技术的投资和零碳转型的加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机遇，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 刘亮：目前距《巴黎协定》的签署已过去5年。面对疫情的暴发，您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否有不同的看法？后疫情时代，气候治理有哪些问题值得关注？ 斯特恩：在过去六年中，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大，并日益影响我们的周遭环境。 我认为，许多国家现在可以看到更可持续、更具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发展和增长模式的吸引力。这场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我们所面临的风险，以及为了走上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我们迫切需要扩大相关领域的投资规模。 从投资角度上看，目前，疫后经济复苏的投资是我们实现可持续、有韧性和包容性增长需要的投资方向。 刘亮：去年，COP26已在英国格拉斯哥落下帷幕。您如何评价此次大会取得的进展？这对今年的COP27大会又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COP26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包括中美两国就气候行动合作发表联合声明等。 但我们也知道，提交给COP26的经修订的国家自主贡献与《巴黎协定》的目标仍有差距，富裕国家也未能兑现到2020年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的承诺。 COP26取得的进展应促使各国在2022年底前提交更强有力的减排承诺，并共同制定一项新的气候融资计划，为未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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